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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命对视--冯秋子启示
发表日期:2006/3/8 12:01:00 出处:新散文 作者:王冰 发布人:fx16789 已被访问 500

           与生命对视

                                                                           ——冯秋子的启示

 

    应该说艺术的最高形式和价值在于交流,散文作为生命的活的语言形式,它同样是人类精神漫游的重要途径,本真、本色、本性是它的最高境界,在一篇散文里,作者和读者都企望让自我的生命在文字的书写背后获得永恒的魅力,冯秋子的散文,蕴涵着对人性的思考,她以她文字的苦难意识,迸发着对社会、人生、身体与性灵、梦想与疼痛的直观感触和深入思考。

作家韩小蕙曾直言不讳的指出:作家冯秋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背上压着大石头的中国农夫的姿势,和一个荒凉村庄里的寥落鸡群。真实的荒诞,荒诞的真实。其实“荒诞意味着人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对幸福与理性的向往。”(加缪语)当更多的人坠入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泥潭时,文学的使命便会在此时凸现出来,即要在人性的要求下,进行人生意义的追寻和探问,高唱人性价值和人格尊严的赞歌,在黑暗中透出些光明给无望的人们,这是一种沉沦中的再生,隐喻着一种痛心疾首的追寻,因此冯秋子在其散文中对生命的凝望和对视,便有着生存道理上的实际意义。

冯秋子的文章有一种飞离尘寰的思考,有一种思考之后的静寂,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绵延感,一种流畅之中深层的肃穆性,她总是倾向于对真相和苦难的揭示,以一种蝉蜕的姿态去释疑,对现实鲜盈的空间做着自己特有的理解和诠释,她总试图将生活的本真从生命躯体中剥离出来,用以表现自己对描写对象至乃整个人类社会和宇宙的认识,她着重表现的不是人类所经历的外部世界,而是在外部世界所影响下的人本身的存在状态,比如《鬼故事》里自己那莫名的恐惧,以及同虚无的鬼魂的无奈的纠缠;比如《寂寞的天》中被哥哥们耍尽方法丢下后的惊悸和慌乱;比如《额嬷》中像风像刀子一样的生育的艰难,都让我们感到了一种致命的桎梏,也让我们在怀疑中具有了一种天然的摆脱的欲望,而冯秋子在面对这种艰难时,是持肯定和接纳姿态的,从中我们可以认定,既然生命给予了人疼痛,就要去感知、接受,要学会坚忍,要以悲悯的胸怀抚摸我们生活和生存的现场,就像冯秋子散文中描写的一样。

 

人的天性是贫弱的,伤痛往往不止于肉体,还有精神。

在冯秋子的笔下,戈壁、沙漠、蒿草、暴风雪、帐篷、酒、刀枪、血、白骨以及黑夜里出没的鬼魂,让人更直观形象地感受到了人的困境,当我们凝视思想的湖底,我们看到的是冯秋子给予人的那种悲悯,那种独立面对世界的态度。她在《鬼故事》中这样写到:“  问题是那个男人死了,那个女人也死了。
     
杀那个女人,是父亲在城东大广场的土台子上向两万多人宣布的。那一天正好是立冬,我记下这个日子,是因为一早起来,每家的女人都告诉自己的孩子立冬这天的忌讳:不要喝冷水,小心冻掉手脚。那一天出奇地冷,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知道立冬冷就会冷一冬了。
     
西北风呼啸着,……风把父亲的声音掀得忽高忽低,忽清晰忽暗哑,忽悠长忽短促,飘移不定。……冷风穿透了整个旗。他们听到消息后,会为死者默念一句:可怜的人们,早一点去做再生之旅吧……”
      
而面对“你的声音早已录到地底下了”的父亲。冯秋子说, “他的脸斩钉截铁。扩音机把他的坚定扩大了好几倍。他继续着与风的抗争。他曾经看见的那个古城废墟里也会响起他的声音。但是风越发大了,他的声音越发失真。”
     
冯秋子在文章中不由感叹:“你既然知道没有别的路啦而你有‘法’,为什么还要杀她?你的‘法’救不了她。     

我怀疑你到底有没有‘法’。有多少是你说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法’?你为什么要让她替她丈夫偿命,她丈夫替谁偿命啦?她丈夫凭什么非得替什么偿命,他错了什么,错得厉害吗?什么为什么要让他俩都偿命,什么替他们偿命吗……你们……”
      
“无声的冤魂不存在吗?…… 他们都是土地埋藏的。”
     
“鬼有多少,冤魂有多少。”    

“有一点确实不同于从前,北方城市里的电灯可以随便点了,深夜人们家里的灯灭了,街上的灯还亮着,一直亮到太阳出来,人们都不需要它。灯亮了,小孩子却仍然爱做关于鬼的梦。”

在其中,我们面对是一种令人恐惧、焦虑和不知所措的现实,并且时刻准备着承受被突然抛入某种境遇的孤独,因此我们必须用活泼跃动的生命激情和创造性灵感,去驱赶充满了烦乱嘈杂、干枯乏味、冷漠寡情的内心生活,在繁忙中,让停滞和凝固的生命不断激动。

 

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也是强大的,然而人类必须首先学会思考,学会承受苦难,才能得到。要在现代化留存的那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废墟面前,坚持自己的智慧和向前的执著与虔诚,这是我们需要的一种精神的支撑。在其中,冯秋子显示了一种勇士奔赴疆场的勃勃英姿,她不断地用自己的散文做着独特的深邃的体察与认识,她把自己的思想磨成了一把尖利光亮的快枪,直接刺入了苍茫的人世深处,让人感到了一种似乎要担不动的沉重,她的《沼泽地》的隐喻性,《婴儿诞生》中生命的痛苦与庄重,《人与鼠》的荒谬与真实,都体现着她的理性和思辩色彩。她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都需要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归属于哪一个群体,有一种什么样的生存背景和环境,这些对于我们认识我们自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冯秋子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并且以诗性和审美为依托,创造出了一个诗意化的也是苦难化的散文空间,当然其中也闪现着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E·希尔索普泽在其《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波德莱尔》中说:“总之,必须从中抽取生活不经意地赋予它的那种神秘的美……因为我们所有的创造都来自时代加于我们感情的印记。”

 

其实冯秋子体悟到的内心风度、骨头硬度、血液浓度、精神厚度、文化深度、思维高度、语言亮度、都是明澈而温暖的,这是她在洞悉了世态世情的前提下,其品性在作品中的显现,她对于一种深层精神的探入,让人感到了一种等待的虚空与静寂,一种思想的张力,一种思想的锐利,她总力图在生存的艰难中寻找到一种世俗的支撑,罗强烈先生认为:“作为一个从乡村进入都市的文化人,‘城市’和‘文明’的双重迷雾,使我几乎看不清生命的本来状态,也就无所思索其意义了。此时,我产生了与现象学相同的哲学意识:回到事物本身。于是,我选择了质朴、自然、原始状态的大娄山,从那些简单而基本的人类活动中来考察生命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反应。” 因此可以说物质上的奢华与富有是无法从根本上消解心灵深处或者骨子里的自卑与萎靡的。

越是奢华富裕就越感到心的无依无靠。

于是冯秋子总在往回走,走到自己的草原,自己的本土,自己的社会,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中,让自己的灵魂一次次激烈波动又肃穆冷静,在对抗和坚持中进行痛苦的思考,我们在她的作品《我跳舞,因为我悲伤》中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文慧,“文慧和金星以各自灵与肉的伸缩,在舞台上创造着时空的可能性,创造着人的声息和肢体动静,一切混沌如初,是人在梦里才有的感觉。她们的舞蹈把人引向认识的艰难境地,使看舞蹈的人不知不觉地开始思想,感觉到生命在自己的躯体里涌动,而此时,浑脱的人性显现……一股雨水从你的心里流泻出来,贮满了你的双眼,你悠然觉得舞台上的人就是你自己,你的内心世界和她的,在这个时刻融会贯通。这一切都是因为舞台上的几个人,她们的头脑与她们一起顽强生长,你甚至看到了,生长本身的与众不同……在整个欣赏过程,因为你的投入,你已经由一名观众成为一名参与者……”以致于连作者自己都开始“喜欢她们投入的时候那种忘乎所以”了。“我兴奋不已,……发现有那么多窗户,那么多暖洋洋的灯光,那么多人但却宁静安祥,都像我的家,都像我的家人。特别好,就像那个剧是你自己创造的一样。”
  
“谦卑、痛感与热爱就是一个积极悲观主义这冯秋子了。”有人如是说。

乔治·布莱曾说:“在起点上,在智力通过选择自己的活动来确定自身的种种行为本身之中,就同时显现出一种巨大的苛求和巨大的卑谦。巨大的苛求,是因为他对于自己智力的把握,这应该是认识的极致;巨大的卑谦,是因为这里智力呈现并非作为一种内在感悟的能力。”在冯秋子的《正月初二》、《没有土地的村庄》中,我们从秋子光亮的语言中,感到了一种疼痛的味道,体验到了她在沙漠中挖坑掘水一样艰难的写作状态,她从不掩饰和躲闪,从不回避一种混合迷离,也不漠视一种冲突和撕裂,这是一种剖析社会、别人,也是剖析自己的灵魂的战栗,它恣肆地展示着作家的自我人格,在或真实或荒诞的形式中,在一种情感的起落中,揭开一种真实的意义,因此,作家吴锡平在评论秋子的散文时曾指出,冯秋子的散文“言近旨远、文约义丰,洋溢着思想的独特魅力”。

 

在这个时代,女人一定要美丽如莹玉,男人一定要驾名车住豪房。

其实这是物化世界对人的压抑,它让人丧失了为自己鼓掌的权利,而倾向于选择精神世界的自我杀戮,因此作家的重要职责就是思考和被思考,秋子的散文的思想是很具锋芒的,特立独行,关注大地,窥探苦难的来路,不断屏弃奴役和放逐,不断地与生命对视。

与生命对视,我们才知道了自己的无知、渺小、脆弱、贪婪,才能从这个物化了的世界或心理的围困中解脱出来,在秋子的散文集《太阳升起来》中,有王康的一篇序文——《童话穿过暴风雪》,其中有言:“写作本是私事,是人与造物主之间的对话和约定。”同时秋子也说:“你想努力,它就赋予你激情,那里面潜藏着人道精神和乐观进取的韧性,它融入你的心灵,成为你的信念。”因此“文学中的‘真’是指作品规定情境的真,蕴含于字里行间的作者人格力量的真,品性的真”。

冯秋子曾经这样写道:“有一天,朋友说,你是知识分子吗?他觉得我不像,这就对了。我问自己。这个概念从现在起才让我想它。我是劳动妇女。对,劳动妇女。除了这样的意义没有别的。永远热爱劳动。我这样告诉孩子。”

她还写到,“当清晨太阳升起来,一个青年整理好自已义无反顾地上路了。她感念圣灵,让她成为一名劳动者,感念劳动,使她在疲惫中看见自己生命的韧性,劳动的神圣使她将活着和死去等同起来,需要牺牲的话,她将献出自己……”

E·希尔索普泽谈到:“正如人们有多少种理解道德、爱、宗教等的方式,就有多少种理想,因此浪漫主义将不在于完美的技巧,而在于一种与这个时代的道德相类似的设想。”冯秋子的散文无疑给人一块精神的栖息之地。而且它是内在的,也许是英武传奇的内蒙古草原给了她一种精神上剽悍的气息,即使写作有时显得是虚妄的,她也并不放弃,秋子的散文中始终有一种爱和善的伦理贯彻其中,这种感觉是真切的,朴素的,深入的,尖锐的,而且常常伴随痛苦,但秋子特定的草原后裔的身份,使之坚定地排除虚伪,克服肤浅,无须太多的理性的逻辑的改造,就投射出相当的深度。

 

对于作品,我们必须要从社会道德习俗的层面来进行考察,我私自认为,作品要符合自省、自反、慎独、自我修养、自我完善、自我求取的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的和谐,这也是中国一贯有之的一种心态,翠竹之秀丽,青松之壮美,杨柳之洒脱,兰草之温柔,这是一种典雅的意趣和价值,是一种趋向充满浓郁迷离的诗情,“惟清静才得空灵”,“唯因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尚书·皋陶谟》把人的美德概括为九项: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孔子更是以“知、仁、勇”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的德目,如礼、孝、忠、恕、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诚、敬、慈、刚、毅、直、克己、中庸等,这些都强调社会的内在道德功能,启发人的主观自觉性,因此为文,不论你要写焦虑或者渴望,写毁灭还是重生,生命的固有价值依旧是不容忽视的,只有在艺术中庄严地与生命对视,你才能捧出一盏盏如歌的艺术之花,才能让人在精神领域得到解脱,在心灵深处重获自我。

冯秋子用她的笔,把附在诸如牧民、囚犯、知识分子、兄长,儿子、父亲等众多人物身上的外在的虚假的成分全部剥落,运用现代语言的叙述风格,以情感混溶的综合;以一种精神性的关注,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几乎是完整的世界,其中包含着追求纯粹的神性及类似宗教感的终极关怀

所有的美和高贵的事物都是理性和思想的产物!

而秋子在审视分析了人的行动和欲望之后,以现实逼近内心,或者以内心扩张现实,以回忆和冥想,构成一种非常的沉郁,她用她的散文世界找到了更多生命变异的的可怕的事件,比如那个 “笑着,挥动着那只小手,渐渐沉入水中” 的男孩(《 生与死的召唤》),就有很强的隐喻性,就如同张锐锋所说的,“仿佛那远处的事物如此接近我们,而眼前的东西倒变得模糊一片。……我们似乎更易于在流逝了的时空的折皱里找到一些关于今天的实证……我看到了远古的人正在向我们张开嘴说话――那是关于现实的生活的隐喻” 这是个人化的无法回避有关人性和品德的关照,冯秋子告诉我们,苦难之中,人最本质的东西显露得越是透彻,越是要除去那些不由自主的怜悯、同情、怀疑和伤悲,越要正视和承担。可以说传统精神即使在秋子那里受到挑战,却依旧是她骨子里的基石,这是一种挣脱不了的宿命,既广阔又偏狭,既崇高又富有悲剧。

帕斯说:“现代时代是一种脱离,我们他性中寻求自己。”

 

冯秋子在她的散文里用一种精细复杂的结构,不断得将语言的边界往后推,这为她更好地抒写自己独特的感受,表达自己深邃的思想腾出了空间,她不断地凝视生命,与生命对视,与生命对峙,留下了许多关于苦痛的最幽微的记忆,蒙古草原上的民族的激情、民族的能量,已经化成秋子的最内心的私人之情,并以散文的形式张之于整个草原人生,其意义是否也超越了写作本身了呢?

秋子的散文也是自由个性的舒张,其中“枪”是其主要的形象器具之一,《枪声远去》、《鬼故事》、《寂寞的天》等都呈现着这一具体的意象,它是“生命的轮回从此依照了这种执著追求的惯性”(《蒙古人》),是“面对势将埋葬他们的泥淖”面对终结的永远微笑的支撑。(《沼泽地》)

“许多事我想不明”。

“我活着”。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努力’这个词了。”

冯秋子如是说。

 

赵玫自己在谈到散文写作时认为:“我就像一本我自己打开的书。书中有生命的故事在流淌。”“散文之于我,是有着彻骨的疼痛,是有着诗的灵魂在其中挣扎的一种文体。”秋子的散文也是如此,也回到文学的核心,回到她的本质上来了,它给予了我们所需要的平等、人性、怜悯、同情、高贵、温暖。她把对日常生活或自然景观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女性的独特感受结合起来,对爱与美的失落和受难进行深深的人生思考,让自己心灵在散文中投射出诸多人性的光泽,她的文章清新明丽而略带感伤,闪射着人性美的光辉,贯穿着一种逼近历史的沧桑感。
  
《生长的和埋藏的》、《尖叫的爱情及其他》、《我跳舞,因为我悲伤》、《以人的方式舞蹈》、《让事实组合》、《寸断柔肠》等,是秋子的主要作品,这些作品基本都是基于一种对现实的纪录、确认、思考和反诘,冯秋子在对生命、对生活、对历史、对苦难的感应和叙述中,把人直接带入面对生命的特殊的境遇,她牢牢地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以一个蒙古人的宽厚,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真实的令人歌哭的,充溢着流离、凄苦和忍耐的的草原,引导读者迫近现实生活中的对抗和压迫,从最深的内部颠覆一种自卑的的意识态度,弃绝了孤立、漠视、欺诈、恐怖。

“面对你疯狂的世界,回答只有一个——拒绝。”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这样宣告。

冯秋子几乎去除了那种较柔弱的泛女性化的写作,去除了写作中的虚弱、轻快、柔婉与雅致,她把自己放逐到心灵的广阔草原,在那里看生命是如何照耀苍穹的。她着重于生活中人们对于快乐的疏忽,深入到生命的底层的最深处去打捞思想的精美瓷片。

而《孩子不见了》却是个例外,是秋子写得最女性化的一篇佳作,我曾极度地喜欢,当年读周国平先生的《妞妞》,泪流满面,不忍卒读,而读秋子的这篇,只是焦躁的想知道文章的结局:孩子找到了吗?我感到了一个女性由于天然的母性的光芒而惶惑刺痛,她说:“记载的一切对我都没有意义了。”“我像上满发条的钟,一圈一圈在这片消失的地面上奔跑,停不下来。”“失魂落魄,原因当然是儿子巴顿丢了。”这就是一个母亲的真实生活,生活就在不远的对岸,但你就是够不着它,只能认真的凝望,思考,释疑,没有别的办法,其实这才是真生活,这才是艺术的起源和动力以及激情。

 

写作是一件能耗尽生命的事情,就像要饥寒、疾病、烦恼、危险要耗尽生命一样,因此写作者在面对生命时,意味着同时选择了孤独和灼痛,这是一种对待无常生命的宿命。

“那么就让我们沉迷于一种被忽略的孤独中也罢。”雅克·勒泰夫说。

当宙斯将智慧赋予雅典娜,将妩媚给予了阿芙罗狄忒,将阴险赠给了赫尔墨斯,我们便开始独立面对这些艰难曲折了,它使我们偏爱什么,又厌弃什么,或困惑了什么,又顿悟了什么,冯秋子散文中的那自由而美丽的意识,就是在突破一种与生命对视僵持中呈现出飞升的趋势的。记得尼采曾经将孤独者分为三种状态:神灵孤独,野兽孤独,哲学家孤独,其实不论何种孤独,根本的都在于面对生命,如何面对以及面对的意义是什么。比如83岁的列夫·托尔斯泰19101028日冬夜的出走,他在茫茫风雪覆盖的俄罗斯大地上,寻找他生命将近的安息之所,他以特有的方式书写了另一本大书。

“我怎样才能得救,我觉得我在毁灭,我爱生命。”

 

冯秋子常陷入一种忧郁的困境,内心沉痛,她不断地问,“过去、现在、将来,这中间的纽带有什么不同吗?”“文明人追求这个境界,却为这个境界里模糊的自己烦恼不堪。”“我们沟通的是什么?沟通了什么?”剩下的不过是“连绵不断的荒山”,“连绵不断的栖惶的故事”罢了。她或以人性的张扬来进行深刻的反思,或以信仰中痛苦的决断做精神上的超越,或以浪漫精神来构筑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其中都慢慢溢着生命的意义。

冯秋子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中就像酒神的祭司,在夜里神圣地迁徙,在她的散文世界里进行着不断而有效的探索,她散文世界中那种迸发着性灵、梦想与疼痛的语言,那种随手拈来,信笔挥去的真实感和荒诞感,无不体现着她的这种努力,并呈现出一种词语的飞翔。

当散文语言的艺术性和叙述结构成为其中重要的经营点,冯秋子总试图寻找一切与生命对视的机会,而且以更大的叙述架构和更精湛、更有魅力的语言来铺展素材、拓宽散文的格局,这是冯秋子散文对我们写作的重要启示之一。



 

 

 

 

          《女性散文12家观察》之二

              

                《日常写,写日常——桂苓的启示》

                                         

王冰

    卢梭曾说过,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处不在一种枷锁中。

    当现代文明造就了诸多文化荒漠之后,社会开始逐渐走向理性化和感性化交错的时代。特别当历史推进到二十世纪末,在飞机、航母、原子弹、战争、灯红酒绿、空间利器、电波、视频、网络等各种现代化标识的包围中,包括道德标准在内的诸多标准已经开始四下崩塌,在这一时期的女性散文家们,依旧能秉承传统中美好的道德情操,坚守个人写作和理想的意识,使写作成为她们表述存在的最佳方式,并以此来对抗越来越恐怖和坚硬的现代阴影。她们的散文创作依旧在一片废墟或苔藓之上,张扬着充盈的艺术表现力,依旧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女性本身所固有的善良与敏感,让她们得以用具有个性色彩的羽翼翱翔,她们摒弃了生硬的的教化,也摒弃了迷茫与放浪,因而能挺直腰板,历尽浮华,直面语言和价值的意义,进行着自己心意和情绪的抒写。其中,桂苓对日常事物的日常书写,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意义,是具有典范作用的。

    桂苓的作品有一种宁静的姿态、素朴的思考和总体性的超越,这源于一种责任。她的这种写作,实际上已起到了一种烛照作用,那就是日常事物不止对日常生活有用,对写作的切入也是一种最大的缺口。比如桂苓的《她们》,从三代同堂的姥姥、妈妈、女儿,一直写到怨妇、寡妇、房客、小姨子、表妹、舅妈、、小姨、女儿、媳妇 ,她笔下的怨妇“做起来比怨鬼还怨”,而“寡妇是一个中断了的青春故事”,“从寡妇到寡母,是青春的一种质的飞跃”。 就是一个小小的“一向是安逸、平和、沉静的市民百姓生活”的院落,桂苓也看出了别样的一种色彩,她说:“在那里,我见到一个又一个陌生然而熟悉的房客,陌生是因为一次一个新脸孔,熟悉是对于她们脸上同样的倦色,同样的耽迷与麻木。她们都很年轻,青春刚刚好,待价而沽,待婿而嫁,她们都很滥情也很痴情,一个一个老鼠打洞般隐密地等别人离婚,等那些男人离婚,等妻子们离婚。她知道青春易逝,红颜易老,她知道一生中太多的日子匆匆而逝,唯有捉住一点是一点,能换钱的换钱……”这种对社会的通透的认识,很有让人反思的味道在里面,由此我们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压迫感,其中静静流淌出来的生命之水,慢慢地拍击着我们身体四周的脉络,骨骼,心脏,大脑,不由使我们心房悸动。

    伍尔斯说过:“假如生命有个根基,那么它就是记忆。”

    桂苓对于记忆中的日常事物和日常生活,习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挖掘,这给我们带来一种陌生的新奇感,其中流动的是一种异样的冲动,是一种变换了视角的哲理。就是这种日常生活的日常书写,更让人深深感到了自己在对待日常事物时的心灵钝化,或者是心灵僵硬。桂苓在这方面确实是相当睿智的,她是以生命来探询来构建一条将社会日常经验与写作经验相融合的道路的。她把“最美的词语与诗句献给了植物,把最深浓的感情最亲密的友爱献给了植物”,其实这种感情真正献给的是和自己每天都贴面接触的生活。她说:“女儿是我一棵一棵栽下的植物,或者干脆就是‘一棵女儿’。我还说像植物那样活着,我总是想念故乡那棵结一种小脆枣的枣树与香椿树。”

  “在北京我居住的那个居所里,一棵不知名的大叶植物刚刚绿叶婆挲地茂盛起来,又想着或许哪天就送人了。人安居方可乐业,书亦是。植物亦是。猫亦是。我不知道如果人一次次一次次搬家,而每次必得割舍一样的话,那么我先舍弃什么。天哪,这是无比残酷的事。”

  桂苓不由自主的问:“书,是你吗?

                     植物,是你吗?

                     猫猫,是你吗?  

                       桂苓,是你吗?”

 

     桂苓的灵秀给予了她小径幽杳般修远的品性,一种特有的禀赋滋长在她的身上,这种生存背景是充满着一种迷幻的宿命的,小巧而大气,细腻而狷狂,它犹如隔着一层薄雾而又罩着一层浅红色光晕的花朵,将背影投射在水中,又慢慢在水面上化开。同时泛着历史光韵的厚重的齐国文化的古风遗韵也微微熏染着她,淄河滋润出的雄霸之气又使她变得丰厚,有一种张驰有度的的厚重感,兼有女性的灵动和学者的谨严。这个时期的作品,桂苓对生命的体察和省悟都积聚着一种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她始终在营造一种能让人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一个不再让心灵漂泊的心灵港湾。而当更多的人在精神的废墟上狂欢之时,桂苓又行走在了北京,徜徉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殿堂——一个热爱自然,崇尚自由的精神王国里,季羡林、周汝昌、冯其庸、黄宗江、袁鹰、刘梦溪等诸位学界巨擘的关爱和影响使她在简单日子里日渐成熟。她在繁华的城市背后,在精神的边缘,寻找她的纯粹的世界,即她的日常生活以及她的日常经验背后蕴涵的意义,如果说特立独行、个性十足才是天才的话,而桂苓的在日常生活中渐成习惯的率直天然、随性而为,使她能以一个在废墟上坚守精神旗帜的勇士姿态,去追寻日常生存的意义,洞悉日常生活里面的一切,比如真实、荒诞、狂喜、沉寂等等。

     桂苓的主要作品的核心精神,是人如何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活着,才能形成一种有意义或更有意义的生活,从这一点出发,桂苓的日常书写里,便充满着她本人对于人生日常存在的智性感悟,她在精神上或是独善其身,或是以身殉道,或是烛照生存的虚空,这些对于一个进入颠覆和消解的世界,对于一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人性肢解破碎的世界,是一种拯救和极大的悲悯。难怪评论家张颐武先生评论说:“桂苓的作品充满了来自乡间的诗意,她发现了另一个被消费主义和时尚淹没了的实在的人生,并将它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原来,桂苓是在用自己的纸和笔,把她自己心中的充满时尚的乡村世界静静地描摹下来,把她心中的时尚、理想、寄托和追求描摹给现代商业社会的人们,让人们看看,谁时尚,谁潇洒,谁可爱,谁悠闲……”,正如作家陈祖芬所言:“桂苓这个“七十年代”,吃简单的饭食,写朴实的文字,不show不秀,好象一个在现代社会苏醒过来的古代人,带着古风,浓浓的古风。。。。。。往往越是简单的,也越是现代的。如果今天的文学苗圃里有不少移植的花、合资的花、美人蕉、孩儿面,在这么多的新新花类中,就长着一颗土豆,看起来犟头犟脑,其实温热着、充实着大地。桂苓最本色,然而,也许,她是最个性的show。”

     尼采说:“因为充实自己才产生了精神孤独。”

     对于人类而言,当那些被社会同化或异化的人充斥在天地各个角落,某些智者的孤独和思索便是必须的,像其他作家一样,桂苓肯定也曾在灵魂的旋涡里煎熬过,在其中,桂苓以探询日常生活的意义为圆点,将自己的心灵无限地向四周的意义拓展,她有一份对日常生活和最终超越这种生活的从容。记得泰戈尔写印度妇女的提灯,顶罐,枯地上的劳动人民,骑在牛背上的牧童,迷人的夏夜,都张扬着一种生命的坦荡和从容,这给了我们一种暗示,一种探入作品的路径。桂苓同样倾心于日常生活的解读,她爱恋着世界,点燃着光明,洋溢着欢乐,而且她把这些都质朴化、平淡化、细腻化、清新化了,其中舍弃了自私,舍弃了狭隘,舍弃了私欲。“这里展开的是与一个同自己灵魂对话的哲学“沉思者”不同的现实的与精神的世界。”(孙玉石序,《吹灭读书灯》,桂苓著,作家出版社,2002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日常生活中的书桌,书桌上的烛台,切开的苹果,翻开的杂志,非哲理化的诸多情趣,都一一进入了桂苓的散文中了。桂苓从那些被自己称作“开在书案上的花朵“的书里,找到了一种正常日子的平和与温暖,“到一个人办公室或家里去,我总要在书橱和书桌前驻足、伫望。朋友书架上有一本跟自己一样的书,那种惊喜就像蓦然回首里的爱人,像久等不遇的约会,更像是除掉在家和学校门口而外的其它地方巧遇自己的小儿女,她混迹于众人之间,一眼望去,犹如一只小羊在群羊之间,弹跳的四蹄没于草地,如月光中的花朵。”

  “书是开在桌案上的花朵。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

    她说,“或者就地托生成一本静默无言的书”。

  “我怎样得到拯救?”托尔斯泰问。

    桂苓在书中教我们从生活返回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的精神本性。

   《圣经》上说,“头脑简单的人多么幸福”,置换一下就是“文字简单的人多么智慧”。这是一种纯粹、一种雅洁、一种内腴外素的修养,是月照波心,梅雪成春。桂苓用从日常经验中偶然得来的,或精心培植的平和来建构自己独有的散文世界,这包括散文体式上的,也包括语言概念上的,以及内在精神上的,这种建构是以文化为背景以个性为前提的,这是桂苓超越自由的心态,回归文学本体,抵达人性深处的前提。林非先生说,“散文要更多的性情”,“应该以文字为根基”,“以思考为体验”,桂苓正是用深沉的个性化的印痕,来再现一种充满沧桑的冷峻回声的。评论家谢有顺在评价桂苓的作品时说:“在一个话语喧嚣无处不在的时代,……她(桂苓)用自己隐忍的热爱,有效地复活了一批在我们记忆中业已死去的事物和景象,并使它们在大地美学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越过这些淡定的文字,我们真实地看到了一个现代人复杂而惆怅的内心。”

 

    五四的散文体现的是“水是淹溺我们的,火是燃烧我们的,风是散播我们的骨头的枝节与灵魂的渣滓的,地呵是覆灭我们的”(王统照《阴雨的夏日之晨》),是残酷和挣扎,是破裂与毁灭;解放时期的散文是震颤,是饥饿,是号泣,是消尽,是雷鸣的腔肠;文革时期的散文是欢呼,是跳跃,是舞蹈和高歌;新时期散文是惊醒,是怅惘,是解脱,是模糊的生存,是灵魂中珍珠的相合。它们往往是精英文化话语和政治权利的体现,里面多是争和夺,爱和欲,气愤与牺牲,曲棱的尖刀,切割的肢体,流洒的热血,深坑,以及陷落的瓦砾,而桂苓似乎更倾心于个体精神上的自我构建,个体语言上的修正和确定。比如桂苓在《主妇日记》(载《美文》200311期头题)中,写“书桌”就是 “书桌是书吃饭的地方”,写人在“台灯”下时,“蛋黄的灯光照得两人像比颈而憩的疲倦的小瘦驴”,“台灯的温馨使我们在冰冷的世间暖意满怀”, 写“稿纸又像三五分庄稼地,一个格一个格待我们间行间距地插禾栽稻”,写“衣服是我们与外人交接的另一种语言”。桂苓对日常事物的这种选择,并不是有意为之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它就失去了特有的本性),而是骨子里透出的一种个人化的玲珑剔透,但桂苓所写的日常生活所投射出来的,依旧是持久的震撼力和足以淹没人们思维的纵深性。

    中国有着“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写意手法贯穿着中和之美,如果说努力向无限挣扎是崇高这一审美形态的基本性质的话,那么桂苓的散文则是向着和谐与静谧挺进,那是一种光明澄澈的远方世界,犹如水晶一般,但又绝非像水晶饰品那样的平乏与空洞。据说西方的光明之神阿波罗能给予人们以无限的温暖和光明,其中被诸多色彩与光环围绕在核心的便是中和,所以读桂苓的作品很有点读周作人先生文章的感受(中国散文的一条传承有序的主线:明清小品---周作人---废名---张中行、汪曾祺、谷林、钟叔河----止庵、桂苓等),平和冲淡,文字朴素、平易、不重藻饰、不刻意求工.感情隐蔽、态度恬适淡泊。可以说桂苓集合了叙事、说理、抒情的诸因子,达到了知识,哲理,趣味、情感的统一,用自己的性情和生花妙笔把它们很好地条理起来了。其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悠闲、清澈和光辉,充满了无限的甘美和光明。

    而当桂苓在自己的话语中将求生的欲望,幸福的幻想,全部幻化成一种真实的信仰之后,便出现了一条通往无限自由与和谐的天堂之路,这是一种忘我的平和。是从儒家那里推演出来的一种“成均之法”的和谐,其中也包括道家的包容万物,游刃有余,翱游飞天的物我合一的和谐。它是从桂苓的直觉里缓缓流出的涓涓细流,慢慢地浸湿了人的心田,看过数日,犹觉声音在耳,情形在目。“桂苓把我们带入她绕不过去的童年。……这个仿佛从宋词中走出的女子,她典雅而性情灵动的文字面向童年时,又多了份调皮与烂漫。”刘亮程这样评价桂苓。

 

    孔子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当一种种矫情的理性充斥着我们四周,使我们的直觉僵化乃至消顿;当一种媚俗化的或伪饰性的创造堵塞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创作肯定只能是一种将原初形态放大、解剖、浓缩、诠释的过程,而写作靠的不是概念,而是直觉;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于是桂苓和其他女性散文家的直觉式的个人化的日常写作便显得犹为重要了。

   叶朗先生在其《现代美学体系》中说:“感的基本含义有两层:第一,‘格也触也’,就是指人的第一信号系统对外物的感知;第二,‘感着,动人心也’,‘感’与‘撼’通,感就是心有所动。”在桂苓的散文中理想主义的直觉乃是其重要特色,它形象地向我们揭示了生命最深层的本能和秘密,把我们引向生命的深处,而当桂苓将理想主义的花朵在我们胸襟间温暖地开放时,她向我们打开了一片绚丽灿烂的人生图景,其中最具意义的深沉的境界也在她的《吹灭读书灯》等作品集中,朝气蓬勃地像美丽的花朵一样慢慢绽放,其中的美丽源于它的自然的生机,浑万象以冥观,桂苓在她的散文中几乎屏弃了所有的浮华、冲动、冲突,涤荡了所有符号化程序化的概念,留给我们的只有光辉、美丽、闪耀的天空。她给我们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纯净温和的直觉的心境,是一种超越了功名利禄羁绊的,将人性与安身立命相融会的一种完整的人格体现。

   桂苓是从朴素的角度,即从日常生活的感悟以及对它的提炼和浓缩这个角度来写作的,这点与中国传统的女性作家极为不同,以前的女性作家的创作,多是悲绝凄婉、百叹千回,让人揪心断肠,稍好些的可能最多是悲里含刚,善里蕴仇,总也不离“闲愁闺怨”、“风骚艳情”,陆云《谷风•赠郑曼季》中说“感物兴想,念我怀人”,夏侯湛也说“有感时迈以兴思,情怆怆以含伤”, 女性作家的作品里有太多的哀怨婉叹,太多的一恋倾城和焚香围炉的愁思,这似乎成了她们再也摆脱不了的宿命,连张爱铃也只是一种贵族是的挽唱而已,最后直到连女性的躯体也在写作中赔了进去,性爱由此而变得更加扭曲,在作品中与现实更加背离,并逐渐变得委琐,背负上更多的迷茫和绝望。桂苓的作品则不然,桂苓达观的生活态度以及对日常生存的认可与渴望,使她能够以一种严整的态度来寻找一种切入点,就如同何其芳在秋天的园子里找到了迟暮的花,我们也在桂苓的作品中找到了那种在日常日子里心灵真正需要的品质,所以对日常生活和人性的深度开掘,便是桂苓散文的一种特色。

 

    桂苓的散文,由日常的感性到理想的道德,由理想的道德到理性的善恶,她把诸如善良、正义、节制、仁爱都引到她的作品中来了。 比如她的《诗,为羊而作》中这样写到:“  镜头拉近,出现在画面上的是一只反刍的羊,目光柔顺,神态安详,眺望的眼神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遐想,蠕动的嘴,有绿绿的草汁泛着大太阳的光泽,那只羊真是美极了,……小羊、小鹿等食草动物都有着纯良的眼睛和神态,它们本身也像大草原上青青草一样,纯洁、恬美。”

   我有过一件毛皮衣裳,是回民小镇的产物,一件衣裳遍布许多旋起的花纹——原是小羊羔脑袋的头旋……一个小孩子,据说一个旋的老实两个旋的调皮,那百十只小羊脑袋拼接镶嵌的衣裳,竟没找到一只俩旋的,都是些老实的羊呵,都乖乖地被杀了。我穿着那件衣裳,午后慵懒的阳光下,它便烘烤般的热、滑,并且散发着一股暖烘烘的腥噪,还有,似乎有一群小羊羔跪母的呢哝与一马平川的草原上唿啸而过的清风吟唱,我本是极重自然万物生命的人,然而我却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感知着自然的平和与安然、律动与飞扬,……偎在惨遭宰割的数百只羊羔脑袋做成的衣裳里,假惺惺地感念着自然、和平、生命、人性的高贵与善良;或者极其温顺柔美地一卷而握颂赞真情、亲情、爱情的篇章;也或者可人小鸟般偎在亲人身边扮演着跪母的虔敬或者举案齐眉的温柔或者拍打着小婴儿而脸上熠着慈详而柔和的光辉。我突然觉得人是多么的残忍、霸道与冷酷、专断,那样小小的羔羊,何样幼小稚弱的生命,何样做小伏低的生存形式,恐怕一生之中连女性、母性的慈爱光辉还不曾一一展现的吧,今天却将魂儿附在我的身上,眼见着我为人女为人妻一一敷演,叫我汗颜与痛苦。刹时,我似乎也变成了羊,我没杀羊妈妈的孩子,但我也成披着羊皮的狼了。”   

      桂苓的这些叙述让我们体验到了一种无法诉说的痛苦,是沉在生命底层的真痛苦,是一种毁灭的无奈和悲哀,是一种生命无常的困顿。我想桂苓在写下这些文字时,心应该是颤抖的,是自责,是控诉是揭露,是为了寻找高尚。

 

   面对桂苓的诸多作品,我们要体验其中的或是优雅,或是悲怆,或是滞涩,或是淋漓的意境,就需要我们穿越那些词语的密林,拨开弥散于文章之间的云气,看到最内质的东西,看到桂苓笔下的日常生活以及生命中的另一份从容与平静,“桂苓的文字如此安详,静静的竟然也生出一种力量”(评论家南帆语),比如土豆、棉花、缤纷的水果、葡萄、粗布衣服、被子、滚边旗袍、书桌、油纸伞、油纸灯笼、豆荚、木墩等等。她说:“我从未见过葡萄开花,也是粉紫的小碎花吗?还是根本不开花?就象一个沉默寡言的小孩,一声不吭的不被关注的却是某一天突然走上前来,却是一个美神般的少女?葡萄,是琥珀、宝石、玛瑙和怀春少女的黑眼珠,闪烁在七月初七落雨的夜,闪烁在往日重现的故事之中。”正是这些极为平常的事物却在桂苓笔下产生了很强的冲击力,里面没有性和金钱对于欲望的非正常的解救,也不存在美感和诗意的陷阱,更没有大量城市化符号的堆砌和拼贴,没有假面舞会,没有摇头丸和抽筋舞蹈,没有酒吧、迪厅,没有对生活琐屑的无奈,只有热爱,在桂苓笔下,它们或是瘦骨清相,或是圆润丰腴,或是多媚匀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桂苓的语言是结实的。

   桂苓的语言是刨去了华美外罩的诗意化语言,是日常化的写作语言,比如“书桌是书吃饭的地方”,“孵思想的蛋”,“女友们是一地青草”,“有人清晰的走过就像白纸上的黑字”,“姥姥是一本初版书,妈妈是第一版第二次印刷,女儿是第三次印刷”,都是很具朴实但又灵性的文字,既是天性里的积存,也是在对日常生活的思索和积累中得到的。桂苓运用的这样一种日常语言器具,或平淡,或远逸,或清空,线条如行云流水,笔势顿如山峙,控如泉流,宽舒圆满,方正庄严,在变化中尽显意态的洒脱。里面透出的是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中国特有的情感,如木瓜的青色,石榴的火红,水果的缤纷,暗黄的灯盏,红木的园凳,蓝布印花被等等,无不具有中国的古典特色和情趣。比如桂苓是这样写棉花的,“午后的阳光被细叶榕密密地滤过,照在身上如同老虎纹,看在眼里更觉得热。母亲新蓄的棉袄、棉裤乍手乍脚地睡在荫凉下的小席子上,像一个贪长的孩子摊胳膊伸腿,我躺在旁边,半翻过它们,那个大我一圈的孩子像是在搂着我。我的衣服便是我的小姐姐呵,她永远的比我大,目光柔和地陪我一起成长。我穿上它,大热天汗津津的光身子裹在绵软的棉衣里,花棉袄真是打扮人呵,我的小脸顿时变得清朗起来。” 如孙玉石教授所言:“桂苓的散文,讲究语言的选择与磨练。力求做到鲜活精致,极富个性而唯美。舒展而又回旋。跳跃而又漶漫。洒脱而又吝啬。她说,语言一旦创造出来,就如“脱茧而出羽化而翔的翩翩蝴蝶,这么美丽的东西当然越少越好。若漫天飞舞,就失去了意义。”(《蓝眼泪》)这语言的美,来自书斋广泛的阅读,来自生活经验与记忆的捡拾,更来自作者家想象与才气糅合为一的锤炼。。。这里可以看出何其芳《画梦录》“独语”风文字魔术的承传与突破,也隐隐见出域外同宗女性散文笔致吹拂的影子。。。作家似乎努力追求的是:散文的语言,已经不再是载体意义上的一种工具,而是一种美的独立存在了。(孙玉石《吹灭读书灯》序)

当我们努力去追寻包括桂苓在内的女性散文家时,我们发现了她们内在人格在日常生活和写作中外化的形式和意义,就像 “桂苓自是多情,却不煽情矫情;自是多理,却不钻理搅理”(黄宗江序,《简单日子》,桂苓著,20061月第2版)一样,其中感觉的纯粹与驳杂,感情的精致和粗砺一样会打动我们,她们在她们构建的世界里澄怀静虑,终至主客相融,浑然一体,因此,个性化的日常写作应该是世界上最真实,也是最具色彩的写作,虽然那里也有由于精神负累而造成的重压和撕扯。因此要使自己的作品气脉不断,笔断气连,形断意连, 达到“于人生与哲学思考中更为深邃更为悠远的东西:如萧乾说的那种“超达渊深的情趣””(孙玉石《吹灭读书灯》序),从日常经验出发进入写作应该是很好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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